中国面临的滞胀威胁远超于美国
《浙江日报》今日发表评论员文章，称中国面临的滞胀威胁远超于美国。文章认为，从美国到中国，迅速走出此次危机主要靠了大力度的刺激政策，给经济系统中注
入了巨量的货币，这埋下了通货膨胀的基础隐患。一旦通胀提前袭来，刺激性政策将被迫撤出，经济增长将会因失去流动性能量而忽 然下滑，高物价与低增长将不期
而遇，此所谓滞涨。现在回过头来看，直到2010 年年底，由于美国经济一直面临通缩威胁，中国物价指数好 像“可控”，“滞涨说”一度降音，这些 日子随着中国CPI的
“名稳”实升，美国由“准通缩”转入“准通胀”，滞涨说再次升调。且认为美国经济将率先坠入滞涨泥潭。
就这些 日子中美经济比较而言，都有些滑向滞涨深渊的迹象，其中美国经济滞涨的“疑似”程度好 像要高些。疑似的根据至少有二：一个是经济增速与物价 指数“倒挂”态势初显。今 年1季度经济增速跌落到了1.8%，CPI高于2.8%，四月份攀至3.2%，物价明显高于经济增速，“倒挂”态势露头。 另一个是经济增速低于2%的“临界”低点。经济学家们基于上世纪70年代欧美经济滞涨经历的大量经验研究证明，判 定一个经济体是否滞涨的标记，一个就是物 价与经济增速是否“倒挂”，另一个就是增速低于2%至3%这个底线。如若按照这两个指标衡量，美国经济好 像已经处在滞涨之中了，相比较来看，中国好 像距离 滞涨远些。因为直到近 期的“数据时段”，中国经济增速不仅依然高于物价，而且远高于2%至3%这个经济停滞的底线。
然而，这样比较实际上并不准 确，出错的原因在于判 断滞涨“临界增长率”指标的选择上。客观地说，经济学家们提出的2%至3%这个标准并非绝对 指标，而是个相对指标，是指一个经济体所须达到的增长“底线”水平。这个水平的高低并不是绝对的，而多半取决于该经济体的潜在增长率。什么是潜在增长率？ 就是一个经济体在现有技术与物质投入要素供 应条件下所应达到的增长率，最简化的意义上就是一个经济体实现劳动力大体上“充分就业”的增长率。这个潜在增长 率在不同发展阶段经济体之间的水平是不同的。中美经济处在截然不同的发展阶段。美国是个“后工业社会”，中国是个工业化与城市化都未曾完成的社会。一般认 为，美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在3%至3.5%之间。多数测算认为，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在8%至11%之间，低于8%就难以解决就业问题。我以为判 定一个经 济体是否面临滞涨的“倒挂指标”，应为其实际增长率与潜在增长率之差与物价水平的倒挂程度，而非实际增长率与物价水平的倒挂程度。这个倒挂程度越大，滞涨 的可能性与现实性就越大。
详 细就当 前中美两国的数据来看，美国经济实际增长率（2%左右）与其潜在增长率底线（3%）仅差1个百分点，中国经济实际增速或已跌破9%而 向潜在增长率底线（8%）靠近。若与各自的物价水平相比，前者的“倒挂”幅度1个多百分点，后者的“倒挂”幅度超过接近5个百分点，其中物价还借助了政府 限价。若以这个视点来看，当 前中国滞涨的概率，当远高于美国。
不仅如此，就历史与现实的比较来判 定，当 前中国接近面临滞涨的威胁也远大于美国。战后西方工业化国家简短的“滞涨史”显示，滞涨至少可归入两 个背景情景：一个是持续的财政扩张政策，这是凯恩斯主义“反周期”政策的传统；另一个是工资只升不降且与物价形成轮番上涨态势，这与劳工组织加薪诉求的活 跃直接联系在一起。若以这两个“历史印迹”反观中美当 前的经济，则不难发现，中国当 前的情形比之美国与历史好 像更像些：此次反危机，美联储掌控的货币政策 动作最大且最为持久，财政政策则见好就收。中国则相反，以“中式凯恩斯主义”财政政策打头阵并“持之以恒”地扩张；这些 日子美国工薪阶层关注保工作位置甚于加 薪诉求，中国则已涌起加薪浪潮，进而还有“低保”及工资与物价挂的呼声。诸此种种，多半都在酝酿物价与工资轮番上升“机制”，接下来的滞涨威胁要远大于 美国。
就这些 日子中美经济比较而言，都有些滑向滞涨深渊的迹象，其中美国经济滞涨的“疑似”程度好 像要高些。疑似的根据至少有二：一个是经济增速与物价 指数“倒挂”态势初显。今 年1季度经济增速跌落到了1.8%，CPI高于2.8%，四月份攀至3.2%，物价明显高于经济增速，“倒挂”态势露头。 另一个是经济增速低于2%的“临界”低点。经济学家们基于上世纪70年代欧美经济滞涨经历的大量经验研究证明，判 定一个经济体是否滞涨的标记，一个就是物 价与经济增速是否“倒挂”，另一个就是增速低于2%至3%这个底线。如若按照这两个指标衡量，美国经济好 像已经处在滞涨之中了，相比较来看，中国好 像距离 滞涨远些。因为直到近 期的“数据时段”，中国经济增速不仅依然高于物价，而且远高于2%至3%这个经济停滞的底线。
然而，这样比较实际上并不准 确，出错的原因在于判 断滞涨“临界增长率”指标的选择上。客观地说，经济学家们提出的2%至3%这个标准并非绝对 指标，而是个相对指标，是指一个经济体所须达到的增长“底线”水平。这个水平的高低并不是绝对的，而多半取决于该经济体的潜在增长率。什么是潜在增长率？ 就是一个经济体在现有技术与物质投入要素供 应条件下所应达到的增长率，最简化的意义上就是一个经济体实现劳动力大体上“充分就业”的增长率。这个潜在增长 率在不同发展阶段经济体之间的水平是不同的。中美经济处在截然不同的发展阶段。美国是个“后工业社会”，中国是个工业化与城市化都未曾完成的社会。一般认 为，美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在3%至3.5%之间。多数测算认为，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在8%至11%之间，低于8%就难以解决就业问题。我以为判 定一个经 济体是否面临滞涨的“倒挂指标”，应为其实际增长率与潜在增长率之差与物价水平的倒挂程度，而非实际增长率与物价水平的倒挂程度。这个倒挂程度越大，滞涨 的可能性与现实性就越大。
详 细就当 前中美两国的数据来看，美国经济实际增长率（2%左右）与其潜在增长率底线（3%）仅差1个百分点，中国经济实际增速或已跌破9%而 向潜在增长率底线（8%）靠近。若与各自的物价水平相比，前者的“倒挂”幅度1个多百分点，后者的“倒挂”幅度超过接近5个百分点，其中物价还借助了政府 限价。若以这个视点来看，当 前中国滞涨的概率，当远高于美国。
不仅如此，就历史与现实的比较来判 定，当 前中国接近面临滞涨的威胁也远大于美国。战后西方工业化国家简短的“滞涨史”显示，滞涨至少可归入两 个背景情景：一个是持续的财政扩张政策，这是凯恩斯主义“反周期”政策的传统；另一个是工资只升不降且与物价形成轮番上涨态势，这与劳工组织加薪诉求的活 跃直接联系在一起。若以这两个“历史印迹”反观中美当 前的经济，则不难发现，中国当 前的情形比之美国与历史好 像更像些：此次反危机，美联储掌控的货币政策 动作最大且最为持久，财政政策则见好就收。中国则相反，以“中式凯恩斯主义”财政政策打头阵并“持之以恒”地扩张；这些 日子美国工薪阶层关注保工作位置甚于加 薪诉求，中国则已涌起加薪浪潮，进而还有“低保”及工资与物价挂的呼声。诸此种种，多半都在酝酿物价与工资轮番上升“机制”，接下来的滞涨威胁要远大于 美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