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文化身份的建立
上海的文化身份到底是什么？
从1990年代浦东开发起，上海经济的发展再度令人瞩目。过去十年，上海毋庸置疑是中国的经济中心，可在文化上它与北京原本不小的距离再次被拉大，在许多 文化领域甚至为其他城市所超越。日前举行的“同济人文工作坊”第二期聚焦的主题是“上海文化身份的建立”。
北京是艺术家聚居、创作的首选地，上海的所谓艺术园区多数只是供游客参观、时尚发布和昂贵餐饮之地；电影、电视剧制作的中心也是在北京；南方的报纸和“芒 果台们”气势汹汹；北京聚集着数百大小出版商，近年打榜畅销书多数也在北京制作，上海这边的两大出版集团在整合；如果说韩寒、郭敬明、余秋雨和经常在国外 的六六是上海文学创作的代表，那也是说不过去的；当然还有去年以来突然火爆的周立波——但上海真的需要这样一位“泡饭鱼翅”论的“油头小开”来树立榜样 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上海最能拿得出手的是，这里活跃的海外演出市场——而这其实也反衬出原创力的虚弱，用一位学者的话说，这是“文化在上海，而不是 上海的文化”。
“上海最糟的时期就是封闭，因为作为移民城市最大的活力就是开放，就像美国一样。上海历史上较好的时期在1949年之前，因为全国的人才都来了，现在又开 始慢慢恢复了。但是，我们能吸引到一流经济人才，但能吸引到一流的文化人才吗？这是上海需要反思的，也是作为上海人痛心的地方。这里有体制的问题还有城市 文化性的问题，1949年以后计划经济体制形成了另外一种文化体制，它有惯性，这个惯性就是，封闭、怕冒险、依赖权威等。”学者许纪霖接受早报采访时说。
回顾十多年前，伴随着从西方贩卖过来的“文化研究”热潮，以及从1990年代兴起的“上海怀旧”消费，“上海文化”研究也成为学界的一个热点。吊诡的是， 无论学界用多少“后现代”、“后殖民”、“革命”、“漫游者”等这些舶来术语去套上海开埠以来的历史和文化，流行到现在的还是以“新天地”等为代表的“怀 旧消费”。
十多年前基本失败的上海文化研究，为何再次成为“同济人文工作坊”上部分学者的兴奋点？也许是世博，也许是伴随这个国家过去十年成功经济飞跃而 带来的文化地位诉求，也可能是在北京面前的文化失落感和文化上遥不可及的“纽巴伦”（三大文化之都：纽约、巴黎、伦敦）。十年前的文化研究热，其实也是希 冀从1930年代黄金时代的历史中寻求未来的文化历史资源，可当这条路被证明只成为资本主义消费市场上的商品时，我们又该从哪里寻求通往未来的文化资源？ 学者们并没有给出清晰的答案。当然，上海人尽管经历了1949年以后40多年的失落和边缘，内心的骄傲和对未来的自信却从未消却。
为什么在当下，上海文化与经济的发展会有如此的落差？学者许纪霖说：“一个城市最重要的财富是她的历史，最大的包袱也同样来自传统。”
一座城市的优点，从另一个角度看很可能也是缺点。上海是海纳百川之地，具有高度的向心力，其结果也可能是多元趋同，呈现出同质性趋向，不像北京 和其他地方，多种生态并存。海纳百川走过一步，可能就是自我封闭和陶醉。
新的世纪走过10年，2010上海世博，这是不是一个契机，不仅使上海可以在经济上成为亚洲的“纽巴港”，更成为文化上的“纽巴伦”？
对话
最糟的时期是封闭，最大的活力是开放
许纪霖
华东师范大学
历史系教授
东方早报：许多学者对1949年前的上海人是否有自我身份认同持怀疑，因为在1949年前上海人可以称为“客寓”上海。
许纪霖：1949年前上海是个移民城市，它的成员身份确实不太稳定，是全国的上海；1949年至1990年代初，上海是上海人的上海，这在身份 认同上有差别。1949年至1990年代初的半个世纪，上海人特指出生在上海、生长在上海、会讲上海话的一些人，没有新上海人注入。
上海的文化身份这样一种认同不是因为1949年以后的社会流动相对停滞才固定下来，1949年前也有上海人，他们如果是第二代移民会有强烈的上 海身份认同，第一代就比较复杂，比如宁波商人，他们可能有双重认同，这样两种认同不冲突。
我在乎的不是在上海出生的那些人，这是天然的认同。我在意的，是新上海人。新上海人比较快地融入上海，这跟北京不同，北京的第一代移民很少能产 生对北京的认同。在上海不一样，如果你保持原来的身份，拒绝融入，那会带来相当的不便，会受到无形压力。这也是上海文化中很强的海纳百川的能力，这是一种 向心力。这种向心力来自哪里？也许是来自那种自认为文明的认同，因为没有人会说自己不需要文明。这种认同价值有普适性，骨子里上海人把上海当作一个世界的 都市。
东方早报：上海人的自我身份认同与北京人、广州人等其他城市的人不同的地方在哪里？
许纪霖：我的看法是，上海人的身份认同背后是文化的身份认同，比如上海人喜欢骂乡下人。乡下人对应的是城里人，城里人骂的对象不一定是农村来 的，也可能是从其他城市来的，甚至包括北京。他自以为是文明人，是文明开化见过世面的。上海的确是中国最早接受西方文明洗礼的城市，而所谓文明的素质一方 面是指讲究秩序、规范，第二个是见多识广，第三是品味方面的。这是一个综合性。
东方早报：尽管上海人骄傲，但如今的文化中心是在北京，而且两者的差距越来越大。
许纪霖：文化人要发展往往北漂，北京文化市场更大，包括上海人陈丹青也到北京发展而不是上海，显然他认为北京的发展空间更大。作为艺术家，在北 京施展的空间确实比上海大。但陈丹青不会认为自己是北京人，他还是认同自己是上海人。我不得不说，虽然不少人特别是海归的文化人批评上海，但在他们骨子里 非常爱上海。这种感情不是每个地方都有的。
东方早报：但在1949年前，海派文化与京派文化是旗鼓相当的，造成如今差距的原因有哪些？
许纪霖：上海文化认同主要还是在上海开埠后形成的。开埠以后，上海得风气之先，最先接受西方意义上的现代化，塑造了具有现代意识的上海。上海人 过去很爱冒险，但现在的上海人身上的冒险精神不见了。
上海最糟的时期就是封闭，因为作为移民城市最大的活力就是开放，就像美国一样。历史上海较好的时期在1949年之前，因为全国的人才都来了，现 在又开始慢慢恢复了。但是，我们能吸引到一流经济人才，但吸引不到一流的文化人才，他们都往北京走。这是上海需要反思的，也是作为上海人痛心的地方。这里 有体制的问题还有城市文化性的问题，1949年以后计划经济体制形成了另外一种文化体制，它有惯性，这个惯性就是，封闭、怕冒险、依赖权威等等。
东方早报：你对上海文化的未来有期许吗？
许纪霖：我们首先要有共识，就是这个传统是有问题的，然后慢慢花一代或两代人时间转换，如果连这个共识都没有，还沉溺于过去之中，什么都无从谈 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