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画三辩

www.shuimohua.com 2005-06-04

一

　　木版年画是中国特有的一种艺术形式。它画面大，产地广，印数多，覆盖面几乎遍及全国。而且木版年画有千百年的悠久历史，当今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艺术品类能与其相媲美。但由于木版年画的作者及享受其美的涵养者以城乡劳动群众为主，尤以封建社会农民为大宗，所以在“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社会里，年画艺术是不为文士贵人和收藏家所珍视。又因寒苦农家岁末以年画点缀光景，并藉此得知时序轮换，利于农事操作，略悉祖国历史，学习英雄人物，无意中传承了中华民族的自尊意识，增强了爱国心肠。在过去重视文人笔墨情趣、印章题跋的年代里，民间大众喜爱的年画艺术又怎能得到文客雅士们的青睐呢？然而回顾晚清时代，东、西帝国以炮火逼迫清政府割地赔款，几欲瓜分中国，在此中华民族危难的形势下，一方面，有些官员画家吸烟喝酒之余，或画花卉或画竹梅，以寓清高不屈、能折不弯之意，捧场者便跟着说什么笔墨老嫩，印章苍古；另一方面，那些性命与国家休戚相关的民间画师看到被帝国主义侵略者炮火烧焦的土地，屠杀同胞、侮辱姐妹的敌人，又目睹不顾性命举枪操刀、奋力抵抗异族浴血疆场的勇士的义行，遂拿起刀笔，创作了大量诸如《大败鬼子真图》、《刘提督克服水战得胜全图》、《刘小姐彰化抗敌图》、《义和团杨村大捷》之类的年画杰作，同时也刻画了清朝政府腐朽无能，官员瞎字不识、吸毒成瘾、贪污腐化的丑恶形象。此外还刻画了不少提倡发奋图强、学习西方科学文明的画样，如《女子爱国》等等，激励人们摆脱陈陈相因的旧思想观念，恢复中华民族富国强民的精神。类似这样题材的民间年画作品，何止百种。若与当时的知名画家相比，除吴友如、钱慧安、任伯年等几位画家外，其他画家们的作品只有供那些醉生梦死、无所作为的官宦贵族之流鉴赏，既不能唤起爱国群众齐心合力赶走帝国主义侵略者，又不能教育庶民百姓关心国家大事，明辨是非，学习科学。当然名家作品也是民族文化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且较民间年画经济价值高千百倍，但从社会效益来讲，两者各有高低。孰重孰轻，明公自会判断。

　　二

　　早在一千五百多年前的南北朝时，南齐谢赫就有“图绘者，莫不明劝戒，著升沉，千载寂寥，披图可鉴”之说。这说明中国绘画艺术历史悠久，且已相当成熟，题材都以人物故事作内容，颇有教育意义。此后的绘画，题材内容也多涵教育人们为善戒恶之意，创作以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的道德为重要参照系。唐代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宋代郭若虚的《图画见闻志》都沿袭谢赫之说，阐明中国绘画之意义。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对文化艺术的要求不断提高，迨至元朝及以后，原来作为人物故事画背景环境的，山水、花鸟、墨梅、墨兰等等纷纷形成了独立的画种。人物故事画衰退固然有其历史原因，但人物故事画绘制较难，也是不可忽略的一个因素，人体之比例，容貌之善劣，内心之刻画，顾盼之动作等等，都不可草草不求形似。画山水林木重在意境，花鸟求其生动，兰竹讲究笔墨，多一笔少一画，无所谓错不错；人物画则不然，眉目不可错位，衣纹不可失体，服饰佩物不可缺乏历史知识……文官士人画家不肯费此工夫，所以弃人物画如遗。由此人物故事画渐为艺匠画工所独占。

　　年画艺术是宋代以后发展起来的一个画种，它以人物故事、民俗生活、士女婴戏等传统题材为主。清代道光年间李光庭著《乡言解颐》，有“新年十事”一节，言及门神、春联、年画诸事，谓：“扫舍之后，便贴年画，稚子之戏耳。然如《孝顺图》、《庄稼忙》，令小儿看之，为之解说，未尝非养正之一端也。”李氏为河北宝坻人，所举的《孝顺图》即表现题材由上古“虞舜孝父”到宋“弃官寻母”的“二十四孝”历代名人故事画；《庄稼忙》则描绘了农家麦场收获，男女老少齐劳动的情景。一是向儿童灌输历史名人孝敬父母的故事，一是教育儿童自幼热爱劳动，重视农业生产。如此看来，民间年画是遥接古代绘画 “明劝戒，著升沉”这一优良传统宗旨的。抚今追昔，想到媒体披露近些年来弃母觅官、子女不赡养老父、儿子杀亲母、青少年犯罪增多之类的恶性事件，不禁为之慨叹。这些现象当然多是“文化大革命”运动“造反有理”和“破四旧”等造成的恶果。如若进行社会教育，防止罪恶，以风景山水、花果静物、绿竹红梅画示人是无济于事的，那抽象变形的作品解决不了社会问题，尽管我们并不否认这类作品的价值。如果认真为国家民族前途着想，考虑利用美育形式挽救思想处于迷茫之中的青少年，那么应首先考虑年画。它印数多，发行网大，而稿费低，形式较西方各种名画流派为易于接受。当然年画艺术不是治国安民的仙丹灵药，要解决社会问题，教育引导之外，还要靠政府廉洁自重，根除“文革”恶果根源。

　　三

　　辛亥革命后，兴起于上海的石印年画很快发展到天津等地，以苏州桃花坞、天津杨柳青为代表的木版年画日渐衰落下来。继之而起的石印“月份牌年画”，最初还传承木版年画的题材内容，以历史故事、时事和民俗生活等为主。因绘制技艺不同，这类年画形式上变化较大，但它纸薄价廉，适应了当时贫困农民之所需，故发展很快，致使历史悠久的木版年画一落千丈。惟有四川绵竹、夹江，河南开封朱仙镇，山西新绛、临汾等内地的年画作坊，因版面小，品类多是门神、灶君、天地清神牌位等新年民俗生活中祈求安定的装饰品，故尚能继续刷印，不受其影响。时代在不断前进，木版年画渐趋衰落之期，也是西洋画大量流入中土之时。民国初年，不仅木版年画渐已褪色，传统的山水、兰竹花卉等画种，也多因临摹守旧而式微。辛亥革命后，军阀混战，南北未统一。不久，国内革命战争起，日本帝国将吞并中国野心付诸行动，先制造“九·一八”事件，吞占了东北大片土地资源，随后又发动“七七事变”进行全面侵华战争。日本投降后，国共内战继而展开。上世纪50年代前，全国炮火连天，人民避难逃亡的岁月里，又有谁能静下心来收集木版年画并研究它与中国传统绘画的关系，以及两者之优劣？在此一段岁月里，鲁迅先生提倡现代版画和民间花纸(年画)，郑振铎、钟敬文、张光宇等先生都曾收集年画。同时，延安抗日木刻家们也刻印了不少反抗日寇屠杀我人民、表现抗日军民努力生产和学习文化等题材的新木刻年画，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年画艺术的繁荣打下了基础。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部长沈雁冰(茅盾)发布要重视年画和改造旧年画的指示。此时，山水、花鸟画家，油画、西洋画画家，无不趋向新年画创作，李可染、黎水鸿、董希文等著名画家皆有作品可考。此后随着形势发展，批判之风畅行，批判“印象派”，批判山水画……艺术家们成为了被改造者，不敢动笔，只能座谈什么是马列主义，什么是修正主义，什么是布尔什维克，什么是孟什维克，还有什么是浪漫主义，什么是革命浪漫主义，什么是现实主义，什么是革命现实主义……反反复复，讨论不休。迨至“文化大革命”起，红卫兵造反有理，“破四旧”，画家纷纷被打入“牛棚”，还有什么话可说？这时就更谈不上新年画是传统年画的延续进而关注其发展前途了！

　　尾声

　　平心而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中国美术中年画艺术最繁荣，画家们绘制了大量高水准的年画，鼓舞人民热爱劳动、助人为乐，反映出国家建设的成就和良好的社会风貌。同时美术出版社也出版了《华东民间年画集》、《杨柳青年画资料集》等传统年画资料，供画家创作参考。后来政治以“阶级斗争为纲”，而不是以人为本，依法治国，为政治服务的年画，发展的道路越走越窄，终至没有几人再画年画了。国际形势变幻莫测，我们过去一切以苏联模式为本，美术教育方面请苏联教授，绘画风格更不用说了。苏联解体，我们开始“摸着石头过河”，美术方面又转向西欧。什么塞尚、高更、后现代……一拥而来。我退休以后不善活动，每日喝茶看报，脑海中感到今日不如解放初安静，例如：日本不承认南京大屠杀，而修改教科书；埋在中国土地上的毒气弹，继续杀伤我同胞；台独分子要分割我中华；达赖喇嘛到莫斯科……然而这些内容只见报导不见画家取材创作。如若年画老艺人们尚在，早就刻版刷印，唤起群众起来行动了。

来源:《美术观察》杂志  文:王树村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

☆您可能对本网下列文章更感兴趣☆